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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际春

刘畅2017-08-29 17:50:39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
“人民之托”——大型系列访谈节目“代表访代表”部分节目实录

第二十六期 史际春

  王秋:受人民之托,为人民代言,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的“人民之托”大型系列专访“代表访代表”,我是王秋,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、北京时间、一直播等平台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,之后我们的节目也会做成录音剪辑,在多个广播频率当中陆续播出,欢迎您的持续关注。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人民大学的教授,那么我们先来听一段他的介绍。

  王秋:史代表您好,欢迎您。您是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,从91年毕业留校,获得了法学博士之后,一直到今天一直在从事着法学教育方面的工作,有20多年了,现在应该正值放假,应该没有那么忙吧。

  史际春:放假没有休息的,这是当老师的特点。

  王秋:假期也要忙碌。

  史际春:我当老师更早一点,说是毕业就当老师了,所以30多年了,从当老师到现在没有节假日,没有星期天,甚至于没有春节,写文章、写书,就是在假期实际上也是在坚持写作,还要到各地去开会、做讲座,就是这件事情。

  王秋:反正假期还和自己的专业还是分不开的,我就关心您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或者学术文章是什么内容呢?

  史际春:最近完成的一篇文章叫《论法人》,就是民法总则里面,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和概念,民法总则出台做了一些研究,对今年年初等于是通过两会3月15号通过的,10月1号马上就要实施了。

  王秋:在实施之前在做一些研究和解读。那刚才听到的小片当中介绍,您有很多的除了教师、人大代表,您还有很多的社会职务和社会身份,那我就想在您的这个认识当中,您怎么来看待这些不同的社会职务和社会身份?

  史际春:作为大学的一个老师,另外是研究法学,再加上人大代表,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职务,我觉得这个三个角色和各种社会职务他们有一个共同点,都是一份职责、一项工作、一个担当,都要用敬业的精神和专业的态度才能把它们做好。

  王秋:实际上都围绕着您这个专业,在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尽着一份力量。那么我们关注到您人大代表的一些相关的议案和建议当中,您是四届的人大代表。

  史际春:对,干了近20年了。

  王秋:那您涉及的领域很宽广,除了跟法律相关之外,您从缓解交通到治理大气污染,从治理停车的乱象到煤改电工程,这些在您的议案和建议案当中都涵盖了,那么我就想结合着这些案例,您可以谈一谈您是怎么会关注到这些领域的呢?

  史际春:作为人大代表,自己就是一个市民,所以,从生活当中的感受以及作为人大代表履职,那么就需要去关心一些问题。我想关心的问题无非就是民生问题,社会管理的问题,和北京作为一个大城市,作为首都它的治理的问题,就在三个方面,有很多事情都是从自己的感受来说的。比如说冬天取暖季,从首都机场到外地、到国外去,以及从外地和国外飞回来,哪怕是晴空万里,一出机舱就能闻到阵阵的霾味,感觉作为首都市民挺丢人的。

  王秋:和大国首都特别不相称。

  史际春:对,所以对这个环境问题一直都在提建议和议案。要解决这个问题呢,一直感觉咱们的政府不是太给力,往往是非常被动。在中央没有通过环保部来抓这个事情之前,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,也是不够专业。

  王秋:您指的是煤改电和煤改气工程?

  史际春:就是大气治理,大气治理它是一个污染源和气象条件一个联动的结果,我们的政府在掌握大气的条件,和跟污染的关系方面,总是做得不是太好。

  王秋:有一些被动。

  史际春:非常的被动,然后,我记得环境部直接抓这个事情之后,它就好多了。比如说这次可能北边过来的气象条件,它导致污染是从北边过来的,唐山先行,然后再天津,再到北京,它联动以后效果就好了,就感觉到咱们北京市政府在大气治理方面一定要配合中央,以及和其他地方要联防联动,才能起到效果。

  王秋:这几年应该说是下的决心比较大,力度也很大。

  史际春:但是也还是,跟不上老百姓的要求,比方说二环以内,取缔烧煤,但是一直都有在烧,四环和五环以内燃煤的小锅炉,裸烧裸排,往往喷烟和尘,看到非常难受,非常气愤。

  王秋:还没有解决得很彻底,换优质煤工程,这个是政府要拿出大量的财力物力去补贴政策,所以可能一年一年逐步,从城里到郊区逐步推进。那么联防联治的已经成立了新常态,您认为在这个中间可能还会有哪些问题会反弹?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它不会一蹴而就,或者一下子就解决得很彻底。

  史际春:最最主要的就是积极主动地、深入细致地去做工作,不能一个政策下来,一个文件下来,一个措施下来就算了。您可能也听说过一个说法,上海的管理比北京的管理要上一两个档次,它都体现在这里。不体现在政策和下文件上、开会上,而是体现在具体做工作是否积极主动、深入细致上。

  

 王秋:精细化的管理。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的措施,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的一些举措?

  史际春:挺多的,比方说,有一次到城里去调研,村干部和村民自己都不好意思,就说换优质煤两年了,但是今年普遍又烧劣质煤了,怎么回事?劣质煤只要四五百块钱一吨,走街串巷,不用自己麻烦,人家给你送到家里,优质煤又贵又不方便。你说只怪农民吗?不行,不是只怪农民,你这个政策下来以后,你是不是有相应的管理措施跟上,要有管理措施,还有劣质煤不让它进北京,又没人在那里看着,它进来以后怎么办呢?就是你刚才说的精细化管理的问题。

  王秋:那就是我们一方面政府要不断的去关注这些事态,出台相关的规定,同时要制定配套措施,要抓落实、抓监管,行动要跟上,要严格管理的这些措施。那么在您调研的这个过程当中,形成议案和建议案的过程当中,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?有一些示例吗?

  史际春:印象特别深的,一个是刚才的劣质煤反弹事情,还有一些老旧小区改造,这个问题十几年、二十几年解决不了。咱们北京原来有很多国企,国企厂区改成商品房等等,在这个过程中,有很多不太公平的事情,有些人长期的上访。其中有一个这样的事情,通过街道,去给他们做工作,开会弄了好几次,最终还是解决不了。比如说举个例子,当时改造可能只要两千万,现在五个亿都拿不下来,那你时过境迁,这五个亿谁来拿?像类似的事情,还是挺多的。

  王秋:这样的问题拖的时间越长,实际上可能问题将来越敏感,涉及到的钱累积的越高。

  史际春: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里原来这个企业的党委书记,现在可能有80岁了,他说:我是共产党员,去做这些人的工作,我们都忍受着不公平,那我死了谁来管?没人去,不安定因素没人去化解。

  王秋:人家都不知道前面的事,也没人再来担这个责任了,谁去触碰这么一个大难题呢?捅这个马蜂窝呢?

  史际春:他就知道这个不公平,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情,是没有人知道的。

  王秋:通过您刚才讲述的这些事情也反映出一个问题,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法律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的约束力不足,或者是贯彻执行不到位,那么从立法职责上来讲,您作为人大代表也作为法律工作者,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?

  史际春:各种问题吧,从根本上说他不是北京市层面立法的问题,主要是国家的法律,怎么样在北京市的范围内来落实,好的法律或者它的执行力,这个法律有空缺漏洞的地方,怎么样给它补上。

法律获得执行力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条件,一个就是社会共识。比如说酒驾,现在社会有共识了,酒驾不好,所以他自己主动的不酒驾,开车不喝酒,喝酒不开车,他要开车别人会指责他,个别人开车了会抓起来,法律制裁,非常有效。类似的一个事情就是,行人过街看不看红绿灯的事情,不看,为什么不看?没有共识,汽车有共识,我开车应该,哪怕路口没有人,我也应该停,但是行人它没有形成共识,只要没车我就可以过,或者我走斑马线怎么了,有车我也得跟车较劲,我也要过。还有原来的黑车,现在的网约车问题,有黑车的时候,老百姓觉得挺好,没有黑车,我没法出行,政府就要打,老百姓的共识跟政府的想法不一致,所以黑车永远解决不了,它有市场,这个是共识的问题。

在有共识的情况下还得要有科学的决策,比如说,行人过街的红绿灯,路太宽,有绿灯,大男子汉一次都过不去,老年人就更过不去了。所以发达国家包括香港,它在路中设立一个红绿灯,直线是红灯的时候,行人就可以先到中间,走道中间去那边转弯,走完了我再走过去分两段,这是科学的决策的问题。

还有就是网约车现在合法化,但是北京市规定外地司机不能开,我觉得这个决策不是很科学,法律就落实不了。我刚才就打滴滴来的,也是外地司机,到机场然后从机场过来,十个司机有九个是外地司机,你这个决策就执行不了,他就和现实脱节,如果不用外地司机,北京没有人去开。到时候黑车就冒出来了,网约车毕竟比黑车更容易监管,更方便一些。

所以共识和决策,这两个方面下功夫,使得国家的法律在北京市的范围内获得或达到一个良好的执行,他靠北京市自己的立法,也不是太管用的。

  王秋:您参与了多少立法,您还有印象吗?

  史际春:每年至少都有十几件,十年就有一百多件,二十年就有三百件以上了。

  王秋:在介绍当中,我们还看到,您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,就是为中央政治局做主讲人,能走进中南海为领导讲课的都是大专家,所以我们特别想关心的是您都讲哪些题目?哪个大的领域方面?肯定跟法律还是有关吧?

  史际春:对,1998年中共中央法制讲座,我当课题组的负责人,每次讲座一个课题组负责人一个主讲人,那次我是当课题组负责人,是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与法治,2005年我就做了主讲人,中央政治局学习讲座,司法部部长亲自做课题组组长,参加中央的法制讲座和学习,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对中国的稳定发展崛起、中华复兴获得了信心,极大的信心。

中央领导也是普通人,跟我们一样也是人,不是神,但是他们对国家人民的那份担当,一种爱,对人民幸福的一份执着,那我是深有体会的。可以举一个例子:按照以前的惯例,就是给中央讲过课以后,地方、各个省甚至于地级市都会再前去讲,2005年12月给政治局讲了以后,2006年2月就被浙江请去讲,当时习近平在那里做省委书记,所以我给他也算是讲过,当时各级干部都非常非常忙,抽时间都很难,忙什么呢?就是我们现在继续在干的扶贫,城里面、农村里面乡镇,每家每户挨家摸排,他家有几个人工作?有多少收入?有没有残疾、疾病?然后对口去精准的帮扶,当时我2006年2月和4月去过几次,去过好几次,2月到4月,每次去感到那些干部都在忙这件事情,忙得不可开交,这就是领导人的担当派生出来的效果,应该说其他国家领导也好,地方领导也好,估计都不会去想这件事情,忙这件事情,但是我们国家确确实实在做这件事情,所以非常感动。对国家民族复兴特别有信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