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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维平

刘畅2017-08-24 16:49:39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

“人民之托”——大型系列访谈节目“代表访代表”部分节目实录

第十九期  王维平

王秋:受人民之托,为人民代言,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特别制作播出的“人民之托”大型系列访谈“代表访代表”节目,我是王秋。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以及北京时间、一直播等平台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,同时也欢迎您在网上实时互动,我们的节目还会经过制作剪辑在广播频率中陆续播出,欢迎大家持续关注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,下面我们通过一段文字介绍来认识他。

王秋:环境污染、污水排放、垃圾处理是北京治理大城市病过程中面临的三大难题,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和垃圾处理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王维平代表,王代表您好。

王维平:您好

王秋:欢迎您。您在媒体上有个特殊的称号:垃圾王,这个称号怎么得来的,是否和从业经历有关,您自己喜欢这个称号吗?

王维平:我没什么贡献,不敢称王,也许因为我姓王,也许是搞这行业30多年了,至于喜欢不喜欢称号无所谓,大家都这么叫。

王秋:还是在专业领域您有一定权威性,也有一定贡献。另外您在垃圾处理行业从业30多年,一直在推动垃圾分类处理,资源的可重复利用,是什么让您驰而不息的关注这个问题,垃圾处理不好到底和社会、城市建设、文明生活有多大关系,对我们会产生哪些危害?

王维平:古往今来,没有不排垃圾的人,垃圾是每个社会、每个时代不能回避的问题,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是灾难。西方有一句话,最可怕的罢工莫过于环卫职工罢工。

王秋:有一年我去希腊,正好赶上希腊的环保工人罢工,垃圾成山,满街都是垃圾。作为人大代表,这么多年您一直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,在一共提了多少建议案、议案?

王维平:作为三届代表,我大概统计有几十个,分两个阶段,一个是纸质的,需要政府答复的,另外就是直接对话市长,我同时还是北京市政府参事,直接对话市领导效率更高。

王秋:您有机会和更高的领导对话,把问题就直接提出了。像北京这样的大型城市人口众多,在众多的提案中有哪些影响最深?

王维平:我印象最深的是今年一月份,北京市两会期间我建议蔡奇市长做“垃圾市长”,他欣然接受了,因为垃圾问题涉及众多政府部门,还涉及企业、公众、社会组织,只有最高行政长官来牵头,问题才能顺利解决。后来蔡奇同志去小区翻垃圾桶,了解垃圾分类,了解废品回收,务实精细,这恰恰是北京需要的工作作风,也是老百姓最需要的工作作风,老百姓不关心那些口号和大道理,只需要把老百姓身边的工作做好。

王秋:高层的领导重要的岗位,需要务实的精神,媒体多次报道蔡书记走访大街小巷,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,提到了重要的议程。看来您建议到蔡书记起到了作用,装到了心里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,人口众多,每天产生的垃圾量也是惊人的,这些垃圾是用什么办法处理,有哪些方式,经过哪些环节,垃圾都去哪里?

王维平:居民家里出来的垃圾是到垃圾收集站,北京市城区一共有1000多个垃圾收费站,平均1个/平方公里,每天晚上运到大型转运站,经过分选、压缩,再装到大车运到垃圾处理场。处理方式有三种:焚烧发电、标准化填埋、有机质堆肥。另外废品回收,也是傍晚运到垃圾回收站,然后运到城乡结合部,再交易,再运到河北及周边地区,再制造加工。

王秋: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,这两条线一条线是政府主导,另一条在民间,在操作,实际存在。

王维平: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具有强烈的关联性,2014年运进垃圾处理场过泵的量是700多万吨,那么同样通过废品回收这支大军运到河北的量也是700多万吨,如果没有这支队伍,我们的垃圾量就不堪重负,就会是前所未有的压力。我们有一个数据,2014年以前平均每年垃圾产生量增长1.3%,但是到了2016年突然猛增到11%,这背后就是控制人口,疏解业态,大型废品交易关闭,就影响了废品回收业。


王秋:民间的大军在发生变化,过去他们承担的部分转嫁到政府,是一种资源浪费。民间收废品大军您还做过调研分析,您给讲讲这只大军的状况。

王维平:这只大军我是从1998年开始跟踪,跟踪了10多年,他们完全是民间自发,以生存、追逐利益、挣钱为目的的大军。他们为了争夺地盘还互相械斗。后来我就给他们分了工,四川人捡垃圾不能收费品,河南人收废品不许捡垃圾。现在绝大多数小区收废品都是河南人。河北省有1万多人不要进四环路,城里收集后交易给他们,然后金属运到河北省霸州、塑料运到河北省文安县、纸包装运到河北省保定、鞋底胶皮运到定州,玻璃运到邯郸,完全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。

王秋:面临城市功能定位,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,低端产业会疏解出去,政府要把它承担起来是不是这意思?

王维平:不是,下一步还会有措施。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,您觉得哪个环节最重要、最需要去提升的,您做过哪些调研?请您讲讲这方面的建议议案。

王维平:这个事情我已经呼吁了15年了,根据《国家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》的要求,固体废物、垃圾管理对策“三化”:首先是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,无害化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不错。北京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经达到99%,都是国家标准的,和国际化的水准完全一致,一点也不落后。但是排在前面的减量化、资源化工作执行不利,执行得可以说很不好。有多方面因素,减量化、资源化措施有:限制包装,这是商务部门管;净菜进城,农口管;旧货交易,发改委管;不剩餐,餐饮部门管;废品回收,现在是城管委的事;不用、少用一次性的东西,这谁管?还有宣传教育。

所以从政府内部就分了7、8个部门,还有企业、还有公众、还有社会组织,可喜的是隋振江副市长提出一个垃圾社会治理的概念,我同意这个提法。社会治理首先表现在“两网融合”,民间先把垃圾和废品回收整合到一起,成了一个两网融合的平台,让我做名义的盟主。然后政府这边也整合职能,把原来商委负责的废品回收并给城管委,为与垃圾一起管,职责清楚,高效率工作。垃圾分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,一开始想的太容易,摆几个桶,一宣传,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

后端没出口,前面垃圾分了白分,后端焚烧场把可燃的分出来,后端有再生纸厂把纸分出来,涉及到后续设施建设、后续的产业链建设问题,所以社会治理我想是这样说。这是隋市长提出来的。它不仅包括政府工作职能整合,企业要按照政府政策支持和引导下按照市场规则办事,也就说企业不挣钱不行。公众要给方便的、易于操作的、简单明了的、严密的制度,这公众是参差不齐啊,这个觉悟和习惯,参差不齐。还有社会组织,这四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构成社会治理。

王秋:我看到一个数据,生活垃圾日产量1.84万吨,现在的设备日处理能力1.57万吨,这里边还有一个差,满足不了。厨余垃圾比例占到60%多,老百姓参与程度其实是可以改变现状的,您刚才谈到的宣传职能,这里边可能就有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王维平:这是各方面都有责任,我们国家是食品浪费最严重的国家,你看请人吃饭不剩一半显得扣儿,小气,太严重浪费了。不剩餐应该积极提倡,光盘行动应该努力推进,两个方面,一个方面要靠制度约束,我给你举个例子,在国外我一进参观,那桌上摆着一个签,上边写着:适量的点餐,剩余的带走,点餐的时候点餐员也会有提醒,俩人仨菜够了,别剩了,他提醒你。

咱们这就餐的人就说了:我有钱,多点菜你们能多赚些,点餐员也会说:钱是您的,资源可是大家的,还是得节省。我当时纳闷点餐员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觉悟呢。社会文明么?不是,后端有制度,其实后端也有约束制度,你这个餐馆儿今天排出1桶泔水就是剩菜剩饭,1桶的钱,收费,你排出2桶收5桶钱,你排出3桶收15桶的钱,所以到后边受不了,所以前边尽可能动员让你别剩饭。

王秋:它虽然挣了一个菜的钱但是后面付出的钱可能会更多,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的设计。

王维平:所以不仅要宣传还要有约束,还要有鼓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