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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幼君

刘畅2017-08-11 16:15:5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

“人民之托”——大型系列访谈节目“代表访代表”部分实录

第六期:替群众监督——王幼君


王秋:受人民之托,为人民代言,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特别制作播出的“人民之托”大型系列访谈“代表访代表”节目,我是王秋。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网以及北京时间、一直播等平台正在播出,之后还会经过制作剪辑在广播频率中陆续播出,欢迎大家持续关注。接下来我们先来通过一段介绍,来认识一下今天节目我们有请到的代表。

王秋:王代表您好,欢迎您走进我们直播间接受我们的访谈,我们是老朋友了,在朝阳团我们在一个组,在小组讨论会上经常听到您精彩的发言,先和网友们打个招呼吧。

王代表:听众们、网友们大家好,很高兴坐在王编辑面前谈论我们过去四年半的代表生活。

王秋:前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代表都是做了起码两届人大代表,您是第一位只做了一届的代表,我发现在您这一届中就提出了三十七条建议意见,平均每年要有5、6条,可以算是高产了。这些意见建议关注的也大都是事关于民生百姓的生活,真正做到了为百姓实际苦难的。首先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建议?

王代表:北京作为特大城市,生活在这里的人他的生活半径是比较大的,交通出行是日常生活的必须,对于上班族显得尤其重要,但是我们城市由于扩张速度非常快,基础设施管理相对滞后,也面临很多问题,使得市民有很多抱怨。作为一个交通的参与者,我自身也体验到交通管理与基础设施并不满足人民基础需要,看到了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,听到我周围的市民以及同事朋友提的要求,希望通过我的代表身份反映到政府的相关部门。所以在这些年里,几乎每一年都会提出一些和交通出行相关的建议。

王秋:您最重要的一条,在小组会上也曾经提醒过大家的,关于取消封闭高速公路多条车道车速限制建议案,您有印象吧。

王代表:这应该是三年前提出来的,其实现在在高速公路行车时候,北京境内标识并没有改变,在多车道的情况下,内车道、中车道、外车道最高限速是不一样的,这种现象往往容易诱发事故和影响交通通行效率,比如最典型的在内车道行驶的时候,前方车的速度只有100公里,要是想超过它就必须到外车道来加速、超越,这时候就已经超过外车道限速要求,已经是违规的了,但如果不做这个动作,会被内车道慢速车压住,有的人很心急就会并出来,但是旁边如果有另外的车也很心急,很容易导致事故。当时问交通管理局设置限速的初衷是为了对货车进行限速要求,以前高速公路货车比例比较高,近年经济发展比较快,个人用车比例比较高,所以现在高速公路都是客车,但是规则一直没有改变。

王秋:您提出的建议是与时俱进的,按发展的需求提出的建议。

王代表:这个限速对我们公司的司机造成了两次影响,一次是超速罚款,在外车道超车时超过限速,接到罚款,另外一次是差点出事故,由于在外车道行驶,内车道有一辆行驶很快的车要超车,但是发现摄像头之后紧急刹车,差点发生重大事故,这两件事发生在一个人身上,更发觉这个规则安排的不太合理。因此这个建议提出来后,交管局很快做出反应,认为这种制度安排的不合理,马上进行修改,全国高速公路标识牌会有统一的更改行动,如果只在北京境内更换标识牌也会涉及到很多费用,考虑到财政问题,全国高速公路更换标识牌一并调整。现在标识牌还未进行更改,但已经在网上发布,我已经在网络上通知大家规则已经进行更改,今天很高兴也借助直播平台,跟在线网友和听众通报下,在北京高速公路上都可以按内车道进行行驶,不会进行处罚。

王秋:您提出的不少意见建议都已经办结,有了好的结果。像《取消封闭高速公路多条车道的不同限速要求》的建议,现在本市辖区内的高速公路,已实际上取消了内中外线不同限速的规定。这个建议比较简易,只是牵扯到日后落实和财政问题,说到财政问题,每次在小组讨论时候,每次审理到财政预算时候您都是主力发言,而且每次您发言都能引起财政领导的重视,财政是需要专业水平的,您是从哪个角度去审理,有哪些技巧可以分享?

王代表:从人大制度安排来讲,作为地方人大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议和批准本地年度财政预算,这是重要的职能,因为所有财政收入来源都是北京市民的纳税收入,政府收到钱以后就会考虑怎样用到北京市民最需要的地方,比如医疗、教育,都是看到得到的,每年也会发现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我们作为人大代表就要受选举人的委托,每年预算案是否符合老百姓的要求。从我个人来讲,我在企业工作,对于财务方面知识了解的相对多一些,看财政预算、决算时候,一些数字是要对上的,由于这些比较敏感,有些问题就会询问财政局。比如教育经费年年增长,前一段时间学生额有些地方又在减少,但是教育拨款又在增加,这种差值埋在大数据里是看不到的。

王秋:确实像您所说的,审理财政预算是人大代表重要的职能。在国外的历史上看也是,国外叫做议会,议会就是看住国王、王室、政府的钱袋子,这也是管理财政议会的职能,所以我们过去来讲,人大制度没有把财政预算制度审理放在很突出的位置,这十年有长足的进步,过去在审理预算的时候不是全口径的,是部分列入审议的,现在是否都列入审议的?

王代表:现在北京已经把全口径都列入了,一般财政预算之外每年可以看到政府基金类、社会保险类、国有企业经营预算,这些在以前是不列入到人大讨论的,现在进列入到人大讨论了。但是从制度安排上讲,毕竟大部分人大代表没有财政方面专业知识,在讨论时候就会流于形式,其实应该在人大委员会中增加预算委员会的机构,专门针对预算进行讨论,把人大代表中有财政背景的人士吸纳进去,在大会召开之前经过他们的阅读提出问题及改进建议,附在财政预算中提交给全体代表,这样每次讨论过程中更可以有的放矢,提高效率。

王秋:您说到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金、医疗、失业、工伤、生育,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养命钱,更是巨额的款项,一定要帮政府看好这笔钱,管好这笔钱,用好这笔钱,需要您这样的具有专业知识、能力的代表,有这样的代表老百姓应该是放心的,这个意义已经超出工作层面,对人大制度完善建立是有好处的。

王代表:说到这里我想起今年提出的建议“看好五险的钱”,北京的经济形势是比较好的,收缴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费用相对比较高,但是支出并没有那么高,在预算案里我看到截止到今年底预计有25-26个月的支出结余。换句话说,有大量的几百个亿的钱放在银行账号内闲置,从效率的角度就不是很合适的选择,应该减少保费的收缴,能够变成当期的市民收入,促进市民缴费,有利于北京市经济的活跃。

王秋:我已经看到您下一个提议的方向了。我觉得您刚才的建议也很好,成立预算委员会,能够召唤人大回归它本来的面目,把应该做、应该管、而过去没有管或者不太管的事情管起来。

王代表:其实国内是有先例的,广州已经成立了预算委员会,广州人大预算委员会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,其实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学习一下。


王秋:在您提的建议中也有一些由于种种原因没被采纳。像《加大教育投入,向北京市居民提供免费幼儿园教育》。这个建议起因又是怎么回事呢?

王代表:其实也是从审议预算来的,国家规定九年义务教育,小学到初中是免费,我们的教育拨款都放在了这些方面,但是北京市也给高中进行了大量拨款,从义务教育角度高中也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,拨款给高中引起我的思考,是否应该。仔细看到周围人其实他们最困难的不是高中阶段,而是幼儿园阶段,北京幼儿园政府拨款相对较少,数量也很少,我们在园的小朋友数量非常大,满足不了需求,就催生出大量私立幼儿园,虽然有一些市场空间,但是费用很高,对于家长承担费用是很困难的,另外质量也难以保障,虽然有监管,但没有标准,造成幼儿园层次不齐。所以我同意大部分家长的意见,把高中教育拨款挪到幼儿园,高中从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分流了,有一部分上高中,有一部分上职业学校,更有一部分人退出劳动力市场,但是幼儿园阶段不一样,所有孩子都要经过这个阶段,从公共财政角度来讲不应该把这个补贴给一部分人,而是给所有人,所以我认为应该进行调整,在财政具备条件的情况下,幼儿园也纳入到免费教育的范畴之内,真的解决年轻父母的生活问题。

王秋:我记得您在小组提出建议案时,有人和您开的玩笑,说您操的心比市长还市长,虽然是玩笑话,但是说的也有一些深意。

王代表:政府、行政机构更多的应该放在城市主体市民的环境内,而不是自身的角度,比如我自己50多岁,远离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,就不会关注到。

王秋:但实际社会存在的问题或多或少一定会反映到政府层面,我认为也会关注到,只是在安排财政资金的时候有一些分配的原则需要调整。

王代表:我的建议没有被完全接受,被部分接受了,加大投入的建议是接受了,我也收到回复,每年都会在幼儿园阶段增加更多的投入。去年增加了十个亿,今年还会有增加,但是可能增加的这部分还是没法解决普遍的教育问题。

王秋:这需要一个过程,我们也期待政府未来会有更有力的措施出来。您为民鼓与呼的全情投入,换来的并不一定都是赞扬,像女性产假延长到3年的建议,网上也有一些非议,甚至还有人身攻击。您是怎样看待这样的事情呢?

王代表:我的很多建议都是选民中来的,周围的同事、社区的邻居都是选民,他们在结婚生子时候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6个月到3岁阶段,产假结束后有一个空档期,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北京市大部分是外地务工人员,他们也不愿意放回老家去照顾,老年人的教育理念也不一致,如果这个阶段父母不能教育,幼儿园又不能接受,这段时间会给家庭造成很多矛盾冲突。现在根据儿童心理学研究,三岁之前这段时间,孩子成熟过程与母亲的关系非常密切的,亲子关系也会影响到日后孩子心理发育,也是重要的心里发育期。如果能给年轻的父母们减些负担,能在家里完成育儿责任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,孩子是祖国的未来,现在安排是对他们照顾是不够的。

王秋: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,为什么还会在网络上引起非议,他们的理由是什么?

王代表:这个建议我在发布出去时候,可能在网上看到的不是全文,只是个标题,很容易被标题误导。其实这个建议是分成几个层次的,第一,是给妈妈的选择权,可以选择三年也可以选择六个月;第二,这期间的收入经费希望从政府基金和保险费里出,而不是企业来出,忽略了这两个关键的条件,企业认为负担本来就很重,妇女找工作也很难,还出这样一个建议,其实这两个条件都是解决的相应的疑问的,做专职妈妈期间也是在学习的阶段,孩子三岁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会有更强的竞争力。我也是企业出来的,从企业角度来讲还是很愿意招聘没有照顾孩子负担的成熟的女性,家庭生活也趋于稳定,专业技巧也趋于成熟,正是使用期。现在网络中有很大的问题,在澄清过程中,是不愿意看的,我还收到很多人支持我的来信,并且都是邮电局寄来的书面信。

王秋:您曾经把自己的手机号码、邮箱地址,甚至自己工作单位的地址全都公布出来,不怕因为找您的人太多,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吗?

王代表:作为代表,尤其我是朝阳区选出来的北京市级的代表,理所应当的让朝阳选民知道,否则代表的只是一小部分,要满足这个条件肯定要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大家,目前缺乏制度安排,道理上来讲可以把联系方式放在朝阳区联络处,基层代表有社区联络室,有接待日可以和大家交流,市代表由于间接选举原因没有固定联络方式。